从公开的反移民政策，到同样公开的歧视少数族裔，再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伟大”指的什么？美国什么时候伟大过？种植园与黑奴的时代么？）、“美国第一”等口号，特朗普的魅力之一便是他对美国白人的特惠和对任何其他族群的排斥，而无数红脖投票给他的原因也是他公开的种族主义让红脖感到了“白人”这个身份的归属感和优越感。而有这种想法的人有多少呢？答案：多到足够让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 英国脱欧，证明了民族身份认同甚至可以颠覆一体化政治经济体系。虽然英国一直以来对欧盟的经济、社会福利政策就称不上忠诚的支持者，但是真正导致脱欧的最主要原因是近10年以来的欧盟开放国境政策导致的难民输入。英国同美国一样，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是当我们提到“西方”时第一个想到的国家，然而如今英国有足够多的人口因为对外来民族的敌意，而选择彻底放弃欧盟这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经济上自断臂膀。
另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我们听了太多遍而已经不自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细想起来，这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异曲同工。义务教育中 “中华民族 vs 列强”的二元对立近代史观，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只是需要硬着头皮背的知识点，但对更多人来说，这已经进入到了其文化潜意识中，形成了如今很大一部分网民信奉的“中国 vs 外国”二元对立，直接导致了对留学生回国的冷嘲热讽。 所谓现实政治，就是以国家（而非民族、意识形态等）为政治的基本组成单位，做博弈论式的理性决策分析。对于中美关系的现实政治分析，代表人物莫过于中美首次建交的始作俑者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现实政治学派的掌门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启一带一路计划并开始实质性地挑战美国主导的经济政治秩序，美国智库界对基辛格和米尔斯海默理论的讨论愈来愈活跃。米氏偏悲观，预测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基氏偏温和，认为通过对双方核心利益和需求的了解，中美并非存亡之敌。然而，两人理论的共同点在于，中美敌对关系的原因既不是意识形态之别，也不是任何其他单一的事件或因素，而是战略上的：两个强国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是它们矛盾的缘由。因此，这种矛盾在本质上是不可化解的，只能如基氏所说的去淡化（避免军事冲突），或者如米氏所说的去斗争，直到其中一方被削弱到对另一方不构成威胁。 用这个悲观的现实政治模型，可以很好的解释长久以来的、本次疫情中尤为明显的媒体舆论战。今年3月10日，纽约时报在20分钟内，先后在官方推特帐号上，报道了中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为抗击疫情而下达的的封城政策。然而，同样的政策，发生在中国便是侵犯人权、“损害人们自由与生活”，在意大利便是英雄般的”牺牲经济阻止疫情蔓延“。 类似的双标报道，其实在主流美媒上一直以来就不缺：但凡是中国发生的事，非廉价劳动力即污染，要不就是反人权。我相信很多留学生同我一样，在出国前对美媒的客观性有过信任，也发自内心地欣赏“自由媒体”这个理念。但是在美国生活过就会发现，常在媒体上读对中国报道的同学，他们不会区分远在大洋另一端的那个国家和近在眼前的这个个体，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和偏见最终都转化为了看待留学生时戴的有色眼镜。当然，这不是说美国同学无知、有偏见——试想：在中国有多少人能客观、理性地看待美国，并拒绝使用“美国”、“美国人”这种想象共同体来判断那一个个持蓝色护照的个体？人性使然而已，不必强求。而之所以中美媒体如此专注于抹黑对方，正是因为其战略敌对关系，而当“自由媒体”的理念和国家利益的现实直面相对，理念必然退让，也已经无数次地退让。 这次疫情对留学生最大的影响，也许并不是广泛的停课和回国逃疫，而是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从一个推崇国际背景、高度互联、缓慢却坚定地走向消除误解和冲突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种族认同、文化冲突和现实政治的角斗场。以往留学生仅为提升英语、参与模联而读的国际政治新闻，如今却突然近在眼前，真实地影响着这一代留学生的未来。 低龄留学与国际教育：但丁之堕落天使？ 但丁在其巨着《神曲》中描述了这样一番景象：一群平庸的幽魂、堕落的天使，曾不忠于上帝，但也不敢反叛，被驱逐出天国之外，却也入不了地狱，只得游荡在地狱之门前，进退不得。 这个“进退不得”的状态，就是低龄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现状。美高、美初留学生不似本科、研究生留学生，后者不仅志学之年大多在中国度过，其留学的目标也多半仅仅是学习知识和技术，无论是用来回国应用还是留在美国成为第一代移民，其文化身份都有明显的中国特质。而美高、美初留学生也不似华裔，后者以美国为家，未来也不太可能回到中国。对低龄留学生来讲，虽然更早的接触对了解美国社会有帮助，但往往离真正融入还有差距，而同时，这关键的几年又使得“家”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这种模糊感在本次疫情中尤为强烈。 当4月10日时，不知道机上的孩子有何感受：一方面，登上眼前的飞机就能回家了，另一方面，他们在微博上已经见了太多不欢迎他们回家的舆论；一方面，家里的管控和规则保证了疫情下的安全， 另一方面，他们也许已经太不习惯这些规则。“登上飞机，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了。”这个“回”字尤为耐人寻味。那个遥远的祖国，和眼前这个更为熟悉的环境、伙伴、文化，究竟哪个才是家？ 我接触了许多重视并选择了国际教育的家庭，其中很多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让我由衷地感到佩服。孩子幼儿园就在英语授课的国际幼儿园，小学开始便在世界各地的国际学校就读，初中便申入英美最顶尖的私立初中。在这样教育环境成长的孩子，很难不精通多门外语、兴趣特长满身、擅长一两项体育运动，既优秀又有趣，是顶尖美高最青睐的申请人。然而，比起这些可见的技能更吸引家长的，是国际教育带来的国际视野、国际背景，这些似乎是能让孩子受益终生、始终赢在起跑线上的软实力，其重要性是不可度量的。 但是，据我半年来的观察，我发现国际教育，不管是理念还是现状，都有一种方向上的盲目性。首先，选择国际教育是一张单程票，一旦从幼儿园选择了国际教育，孩子就于中国的教育、和他们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共同体验绝缘了。中国教育还是国际教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理论上怎么选择都无所谓。然而我发现，其实很多家庭并没有做好做出选择的准备，在孩子选择国际教育后，才开始担心孩子丧失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了解，进而给孩子原本就过于丰富的课业、课余活动再添一个中文辅导班。这种焦虑的背后，是对孩子未来文化归属的不确定。很多家庭并不准备让孩子彻底脱离中国，甚至计划未来让孩子回到中国，想让孩子的国际背景在中国发挥作用，然而要知道，两全其美的事永远都是少数。
知乎上“如何看待留学生回国避险”这个问题有一个热门回答，引用了英国报人David Goodhart的一个概念，叫做 “Somewhere people vs. anywhere people”（有根人 vs 无根人）。这个回答的核心内容是，虽然大多数人出于种种原因而不可离开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归属感强烈、缺乏流动所必须的资金或技能等），在全球化背景下有那么一群人可以无视国界、无视文化差异地随处安身，因为他们的资源和技能使他们随时可以流动，并且他们没有“归属感”这一说。也许很多家庭选择国际教育、选择让孩子低龄留学的初衷就是想让孩子成为后者，成为
